日本最惨的不是被投放原子弹
而是东京大轰炸
1943年7月,在二战不见硝烟的宣传战场,沃尔特·迪士尼(对,就是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兼老板)自掏腰包,推出了一部叫做《空中致胜》(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的低成本动画片。
《空中致胜》海报
这部略带萌性的作品把日本描述成了一只邪恶的章鱼。它将丑陋的触手伸进太平洋腹部,紧紧缠住它所触及的任何一个岛屿。
为此,象征美国远程航空兵的白头鹰,采取了重点打击的战术。它反复俯冲及滑翔,用利爪攻击章鱼的力量之源——脑袋,迫使后者惊恐地松开触手保护头部。
《空中致胜》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据说罗斯福看完这部动画片之后,才下定决心,针对日本本土发动远程轰炸。但无论这一传闻是否靠谱,这部动画片都为1945年3月开始的东京轰炸做出了预言。苍鹰斗章鱼的画面形象展示了亚历山大·德·舍维尔斯基(俄罗斯人名就是长啊)的空战理念——直接打击敌人本土的军工设施,而这一观点又与罗斯福、丘吉尔等盟军最高层的想法不谋而合。
舍维尔斯基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后加入美国国籍,成为一名与意大利人杜黑齐名的制空权理论家。在动画片《空中致胜》上映前一年,舍维尔斯基已经出版了同名著作。他阐述了轰炸机如何才能携带弹药,从敌方陆军和海军上方飞过,直捣敌人的军事工业。
此项变革将把卷入战争的平民变成合法的攻击目标,“这种飞行技术很可能会把我们的整个地球表面变成战场,士兵与平民的区别将完全消失。”
根据这一观点,即使美国也会很快出现平民伤亡,战争将变成一件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只不过在历史剧本中,美国本土平安无事,日本平民却要承受灭顶之灾。《纽约时报》畅销书、获奖作品《巨浪上的舰队》,从指挥层的决策到飞行员的实施,再到亲历者的反应,讲述了盟军对东京降罚的全过程。
一场可能非常精彩的表演?
美军计划于1944年感恩节空袭东京。三周前,装有新型摄像头的B-29轰炸机从东京上空飞过,拍下了数千张航空照片。这些照片被用来制作摄影棚大小的东京市缩尺模型,以便规划者可以近距离研究这座城市。日本的军事工业分布在住宅区。据说,有些家庭还为工厂制作零部件,它们构成了一个“影子产业”。华盛顿方面估计,只要使用160万吨炸弹,就可以摧毁整个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能力,这个数字略大于美国陆军航空队投向德国的炸弹总量。
1944年,内布拉斯加州的格兰德岛作战行动总指挥保罗·蒂贝茨向柯蒂斯·李梅将军提议,仿效英国轰炸德国的方式空袭日本,即在夜间低空飞行并投掷燃烧弹。李梅计算过:在夜间从小于或等于6 000英尺的高空投放燃烧弹,恰好证明美国陆军通过结束战争的方式来获取战略制空权的做法是正确的。
李梅认为,B-29轰炸机在夜间被日军战斗机攻击的几率很低,根本没必要携带机枪弹药,这就省去了8000发子弹,即3200磅重量,而节省出来的重量可以用于携带炸弹。每架B-29轰炸机可携带24枚集束炸弹,每枚炸弹重达500磅,在定时器的控制下,轰炸机每隔50英尺投下一枚炸弹。如果300架轰炸机同时出动,那么东京每平方英里土地将遭受24吨燃烧弹的袭击(即5000多枚M-69小型燃烧弹,每一枚小型燃烧弹的重量为6磅)。
1945年3月8日,李梅下达命令,要求300架B-29轰炸机从塞班岛、天宁岛和关岛集结,准备在第二天晚上轰炸东京。同一天,陆航战略航空兵参谋长劳里斯·诺斯塔德提醒位于华盛顿的第20航空队公共关系处,叫他们做好准备,迎接“一场可能非常精彩的表演”。B-29轰炸机将以低空飞行的方式在5000英尺高空用燃烧弹实施轰炸。
燃烧弹原本是指挥过硫磺岛、冲绳岛战役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量使用的战术工具,如今却要被大规模投放到日本本土。他曾反对对硫磺岛的日军使用毒气,但现在,凝固汽油弹却要从擦得锃亮的轰炸机上如暴雨般落在日本本土岛屿。
燃烧弹是一种凶残的武器。它们在大约2000英尺的高空被定时引爆,每一枚重量为500磅的集束炸弹会散落38枚M-69小炸弹。这些小炸弹是20英寸长的金属管,每根金属管都装有一个纱布袋,袋子里填满了凝固汽油剂。小炸弹里面有一个喷射式点火头,一旦受到撞击,点火头就会被点燃,将凝固汽油剂喷射到空中,由此产生的6 000度炽热大火将持续燃烧6~10分钟,根本无法扑灭。由于燃烧弹的下落速度比常规炸弹慢,它们更加容易随风飘散。因此,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几乎看不到自己投下的燃烧弹会造成什么后果,但那些在编队后方的轰炸机看到了劳里斯·诺斯塔德向公共关系处所承诺的一幕:一场非常精彩却又无比恐怖的表演。
当大卫·布雷登所驾驶的轰炸机抵达东京上空时,大火已经燃烧了一段时间,天空中浓烟弥漫,有股难闻的味道。越接近东京,他的飞机就摇晃得越发厉害。地面的大火形成上升气流,似乎要把他的B-29轰炸机推离地面。飞机在如此低的高度飞行,机舱根本无需增压。陷入火海的东京哀鸿遍野,被烧焦的人类尸体散发出的臭味随着上升气流扑面而来。这股恶臭渗进机舱,让一些机组成员恶心作呕。强烈的上升气流不断地冲击着飞机,让机身颠簸不停。布雷登系紧安全带,戴上护目镜,透过红色镜片,他看到探照灯在夜空中照射。在一片浓烟中,两架迷失方向的轰炸机撞在一起,在下坠过程中解体,22人遇难。
杀一个人比摧毁一台机器要容易得多?
据日本警方统计,大轰炸过后,东京共有26.7万座建筑被摧毁,占东京所有建筑的四分之一。有100万人无家可归,官方提供的死亡人数为83 793人。东京大轰炸一个月后,德国的一座城市也遭受了燃烧弹袭击。美军一名心理学家与这座城市的幸存者交谈之后说,“尽管这些人表现得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但他们已经失去了精神动力,无法准确记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幸存者讲述的故事通常都断断续续的,他们的描述反复无常,与真实记忆不符,很容易变成造谣生事或无中生有。”因此,在书写这种故事时往往要采用一些陈词滥调,比如“火灾的受害者”、“犹如人间地狱”等等。作家W.G.泽巴尔德说,这种老套的话是为了“掩饰和消除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经历”。无论是轰炸的始作俑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意识到这种阐述是多么的浅薄和苍白无力。看到东京陷入火海之中,费斯克·汉利说这一幕“令人震撼”,但他也说,“这是一个很无力的形容词。”B-29轰炸机机组成员回到基地,从发动机舱捡出被烧黑的三合板、报纸和房屋的构件。
“我们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不安,”汉利说,“我们完成了使命。轰炸任务结束后,我们对燃烧弹烧过的区域进行了勘察,发现那里到处都是机床,那些居民在制造零部件。这说明这些人参与了战争。”很明显,美军想要证明此次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从而为这些骇人听闻的结果开脱。
东京的中央航空指挥部曾禁止派战斗机拦截美军轰炸机,大轰炸过后,日军高层开始重新审议是否取消这一禁令。“当美国人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战斗机编队不忍心袖手旁观,”最上贞夫说,“他们希望自己至少可以派出飞机,而且可能破坏了美军的空隙计划。1945年3月10日,东京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那天起,我们的中央航空指挥部意识到,不能再禁止战斗机去拦截轰炸机了。在那些日子里,甚至连我的父亲都训斥我,质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燃油短缺是减少战斗机出动次数的原因之一。其实还另有隐情,只是中央航空指挥部不愿意说出这一理由。最上贞夫说:“我们节省下来的燃油要用在执行特殊攻击任务的飞机上。美军的庞大舰队即将突袭日本本土,这些飞机就是用来攻击它们的。”
东京大轰炸结束大约一周后,裕仁天皇前往被烧焦的街区视察。他的随从坐在车里,注意到日本民众满脸茫然,“当天皇的皇家车队驶过时,他们露出了责备的目光。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事先宣布天皇的到来,但我觉得他们早就料到这是一次‘亲善访问’,毕竟有3~4辆带着菊花饰章的汽车从他们身边路过。”这名随从的态度反映出日本帝国的政治文化,它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天皇,即使受再多苦,也不能违背这条原则。
3月19日,诺斯塔德和李梅的闪电战依然持续着。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相继受到大规模的燃烧弹袭击,其中名古屋被袭击两次。美军在每次行动中平均出动了380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并没有从空中给予这些城市毁灭性的打击,但规模却是前所未有的。
在关于美国陆军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所有文章中,看不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明确支持屠杀平民的言论。更准确地说,他们用一种无动于衷、稍带几许冷漠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战争是残酷的,如果总纠结道义问题,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支空军会取得胜利。
1942年3月,美国海军学院极具影响力的杂志《海军学院学报》(Proceedings)重印了由一名英国飞行员兼空战理论家写的一篇短文。这篇文章提出了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栗:
有人说,杀一个人比摧毁一台机器要容易得多,因为机器是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制造出来的。根据我们执行轰炸任务的经验,杀人并非易事,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如果一名工人被炸死了,他的兄弟、父亲或儿子很有可能会旷工。归根到底,人类的家庭是靠关系链维系的,这根“链条”比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机器的链条都要长得多。当然,我也知道有人站在人道立场反对攻击平民。对此我毫不担心。我只想说,在选择轰炸目标的时候,首先要衡量和预计由此达到的效果。如果通过令人信服的调研发现杀死一个小孩比摧毁一台机器更能挫伤敌人发动战争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然后再谈其他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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